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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视界频道
编者的话
本期发表作家周敏、编辑徐洁的文章。两篇文字都努力结合自己的创作或编辑工作。无论是“严肃性”与“趣味性”关系的掂量，还是关于儿童文学主题作品“好看”“好读”的思考，都是希望儿童文学主题创作能够凸显儿童文学的文学特质，更好地贴近儿童读者的阅读趣味、走进他们的阅读世界。 因此，真正的主题创作与出版，与这个时代常见的“短平快”写作、跟风式出版等现象是格格不入的。好的主题创作与主题出版，需要的同样是眼光、耐心、智慧和真正的文学创造力。
——主持人 方卫平
“悬浮”还是“扎根”
——浅谈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问题与方向
□徐 洁
主题出版已有超过20年的发展历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儿童文学主题出版作品正陷入一种“悬浮”状态：看似紧扣时代命题，实则与儿童的真实生活隔着无法穿透的玻璃幕墙。这种“悬浮”背后是创作逻辑的错位、出版生态的异化，以及对儿童精神世界的集体误读。编辑作为内容生产的“第一道防线”，其专业判断的偏差、价值平衡的失据以及流程把控的松弛，直接助长了大量概念化出版物涌入市场，而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重塑，需在专业坚守中实现出版价值的回归。
“跟风式”的选题策划，迫使大量主题出版沦为热点的盲从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追逐主题热点的出版案例不在少数。打开“开卷”采样系统，搜索含“袁隆平”的书名，竟有152个品种，其中划分为“少儿”的品种高达50个（数据统计时间为2025年7月）。这个体量的背后所传达的是编辑群体对“关键词追逐”的狂热。似乎有一部分编辑群体深信，只要让选题集齐“时代楷模”“科学教育”“知名作家”等元素，借助主题这一敲门砖，就能一路绿灯，实现奖项和市场的双丰收。但事实上，这种放弃独立思考的选题逻辑，因其高度的重复度，使得主题相似的作品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光读者的信任透支，也容易“劣币”驱逐“良币”，导致出版的生态失衡。在“热点”面前，编辑策划需要慎之又慎，更应该让主题回归出版的本质，并意识到出版价值的重要性。虽然主题有助于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拓宽边界，但徒有主题的高度，缺乏文学的深度，无疑是失败的。如果在作品策划的初期，编辑能和作家达成共识，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让作品往更深处去，将它的千万个触角扎根在文学诞生的那片土壤之中，主题的灵魂便能得以滋养。
出版流程的“短平快”理念，容易使精品出版机制名存实亡。由于被“热点”和“节点”所驱使和裹挟，不少主题图书从选题策划、立项到出版上市的平均周期极短，更有甚者，编辑加工时间不足一个月，远低于少儿图书正常的周期。缺乏“慢选题”的耐心与“深调研”的自觉，主题出版变成了“快餐式加工”，而非“慢火细炖”的富有灵魂的文化创作。这种“压缩式”的出版流程，容易导致三个恶果：作者创作缺乏打磨时间，编辑审稿“抓大放小”，图书装帧七零八落。从技术上来说，再短的周期确实也可以将图书做得很“美”，但长此以往，编辑难以进入“心流”状态，主题出版的品质也会堪忧。虽然编辑工作的高速运转也已然成为常态，但“短平快”的操作还是能少则少。相信更多的编辑还是愿意用“慢出版”去对齐主题的“颗粒度”，去收获“立得住”的作品。譬如，某出版社在出版关于雷锋的重点主题图书前，搜集了1963年至2022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学雷锋活动的全部报道150多篇；梳理了1963年至2022年年初全社会学雷锋的口号及标语110多条、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的题词35种；整理了这几十年来研究雷锋的期刊文章和硕博士论文30多篇……整个搜集工作的时间之长、精力投入之大令人动容，但这本书的责编却表示，这只是他们选题启动后前期工作的一部分而已。对他来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时代精神的火种，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追寻。当精品出版能自愿跳出“看上去很美”的怪圈，它终将直抵人心。
审稿加工的“完美化枷锁”，极易导致角色失真。一些主题少儿读物中，为凸显主题，会将儿童角色塑造得过于“得体”。主角（尤其是正面人物）的言行举止大都是完美的，顾大局的、有远见的，甚至不容许有瑕疵。殊不知，“完美人设”一旦成为某个所谓的“标准”，这部作品跟读者的距离就已经被人为拉开了。儿童读者对文学的接纳，始于情感的共鸣与经验的贴近，而“完美角色”因脱离真实的童年状态，往往让孩子感到陌生甚至抵触。无论处于哪个年代，几乎所有孩子都会犯错，会有其当下视野的局限性，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孩子不完美的一面，而是他们最本真的自我。如果他们在书中找不到和自己相似的影子，尤其是当书里的孩子说出远超其年龄认知的话语时，儿童读者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刻意说教。相反，当成年人还在讨论《钢铁是如何炼成的》故事开头，十几岁的少年保尔·柯察金错失从红军游击队那里领枪的机会，转头从一个领到了两把步枪的小男孩那里抢走了一把，这个行为到底是革命意识的萌芽，还是“政治不正确”时，恐怕儿童读者早已被这个故事所吸引，想看看这个“不一般”的少年到底是怎么“炼成钢”的。可见，人物的瑕疵并不影响其后的成长和蜕变。能否引起读者的共鸣，还是在于角色塑造的真实度。
成人话语权的“无意识放大”，导致儿童话语“系统性失声”。说得更直白些，童心缺位实则是成人越位。平日里深谙儿童心理的作家们，怎么一碰到主题就犯难了？或许，有那么一刻，他们内心的天平倾向了主题，而把他们心中的那个孩子挤到了边上，将其放在了“旁观者”和“工具人”的位置上，而不是将他刻画成一个情感鲜活的“亲历者”。往往主题越大，年代越久远，与儿童自身所熟悉的环境和经历越陌生，这个问题就越明显。当然，也有如《将军胡同》这样的标杆作品，能将宏大历史语境的厚重感和童年视角的个体生命体验深度交融，没有让历史的宏大盖过童年的鲜活，而是通过充满童真的生活细节，让战争年代的家国情怀自然流淌在孩子的日常里。这恰恰印证了，主题出版的高阶表达从来不是“主题压倒童心”，而是让主题成为照亮童年的光。
学生时代，有一次讨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重要特质”，最后投票选出第一名，大家各抒己见，绞尽脑汁抛出了各种专业词——童年精神、艺术创新、国际视野、本土化，等等，最后导师反而语出惊人，蹦出了一个极其质朴的词——“好看”（即“好读”）。我想，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要重塑出版价值，最终要围绕让儿童文学主题作品“好看”“好读”展开。“隐身”在作品背后的编辑，必须拿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决心，在选题筹备阶段就敢于拒绝跟风，在审稿阶段坚持守护童真，在出版过程中精磨图书品质，那些“悬浮”的主题才有可能落地生根。不炫耀于概念的堆砌，不执着于标签的标榜，而是在每一个文字细节中，悄然实现主题价值与儿童心灵的连接，这既是编辑的职业操守，更是出版的专业智慧。
虽然主题出版的问题不少，但随着出版生态理性的回归，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少儿主题出版由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当某个话题日渐火热，想象中各色选题趋之若鹜的画面并未出现；出版社主题出版的节奏更有计划性，资源部署也更加合理化；创作主题趋于多元化，价值维度和艺术维度都有了更深、更宽广的拓展；新技术、新应用为主题出版持续赋能，可看、可听、可互动的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少儿主题出版通过理性规划、内容深耕与形式革新，日渐实现从“符号传播”到“心灵滋养”的跨越，也正努力从“悬浮”走向“扎根”。
（作者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室主任、副编审）
主题创作的“严肃性”与“趣味性”
——以《星星点灯》为例
□周 敏
提笔准备撰写这篇文章，自然而然地回想起数年前《星星点灯》一书的写作过程，其间经历的种种艰辛困苦仿佛与充满坎坷波折的长征之路遥相呼应，让人难以忘怀。
我接到出版社的创作邀约是在2021年初，当时因为对“长征”这一重大主题的兴趣而感到非常兴奋。两三天之后，我的兴奋之情渐渐平复，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问题浮出水面——面对“长征”这样一次历时久、行程长、过程十分复杂、意义非常重大的事件，主要的读者对象又是广大少年儿童，到底该从何处下笔，如何选择“切入角度”，才能讲好一段故事、写好这段历史？
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虽然要创作的是一部虚构文学作品，也要把“严肃性”放在首位，绝不能为了“博眼球”而过分戏剧化，甚至出现类似于某些“神剧”中的荒唐桥段。当然，考虑到读者是心智尚在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群体，在具体史料的选取、运用上，在情节的构思、编排上，又必须兼顾“趣味性”，增强吸引力，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让这段值得铭记的历史真正走进小读者们的内心世界。
众所周知，开始于1934年底的长征道路曲折漫长，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围绕长征，还有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评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下的少年朋友们，只要是在课本中学习过那段历史的，大概都会背诵上面这段文字。那么，问题来了——这三个方面，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权衡之后，我决定把回答这个问题作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主旨，最终，将《星星点灯》的故事安置在对长征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座古城，也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所在地，尝试通过描写这座小城里的人，讲述他们经历的事，勾勒出那段特殊岁月的历史图景，折射出那次艰难征程的伟大意义。
不过，虽然大家都对这次伟大的会议有所耳闻，并且因为这次会议而知道了遵义，但讲到红军占领这座古城前前后后发生的事件，以及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种种改变，大概就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明白了。
为了厘清这段历史的脉络，保证创作的“严肃性”，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整理资料。《星星点灯》的“电子资料文档库”有十八个文件夹之多，纸质的参考书籍20余本，涵盖了“地方志书”“历史档案”“官方数据”“口述历史”“回忆录”“民间传说”等多个类别，收集这些资料耗时耗力，但却十分必要，它们的存在为小说提供了坚实的创作基础。正是有了上述基础，“组织红军之友社”“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城”“总政治部布告”“红军宣传标语口号”“丁字口迎红军”“老三中万人大会”“红军、学生篮球赛”“药店公平买卖”“计划开办贫民医院”“龙医生为群众义诊”“保护红军坟”等与长征有关、与遵义有关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和人物，才能在小说中得到艺术再现，跨越历史长河，以生动鲜活的姿态与读者们“相逢”。
《星星点灯》在保证全书“趣味性”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人物、情节的设置，以及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方面。尽量拓展书中人物的背景，无疑可以起到丰富故事维度的作用。旅店老板白三爷、说书艺人刘瞎子、民团“团副”何有余、小学教员武先生等人粉墨登场，让本书建构的时空顿时立体起来，处处渗透着带有人情味的烟火气和深沉厚实的时代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多数小朋友均深谙此道，更是将美食奉为人生中至高无上的享受，正是考虑到美食对少年儿童独特的“诱惑力”，我将“鸡蛋糕”“羊肉粉”等地方美食放入书中，为作品添些色彩和味道。文娱活动历来是民间公认的快乐源泉，于是，“跳花灯”“唱山歌”“看猴戏”在故事中轮番上演，服务情节的同时，也活跃了气氛。至于加入“吃讲茶”“嗨袍哥”“背盐巴”“双枪兵”等地域性、历史感极强的元素，则大大提升了故事整体的新鲜感和神秘感。
在“严肃性”与“趣味性”的双重加持下，《星星点灯》试图透露出一种真实、自然的精神底色，尤其在描写红军与群众的互动时更是如此，这既有利于降低阅读的紧张感，也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长征所具备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功能，就是以一种自然而然、润物无声的方式，通过点点滴滴的瞬间，在遵义得以实现的——城里的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支陌生队伍的与众不同，并且逐渐从内心深处接纳了工农红军。莫小看了这些点滴的积累，当时红军播撒的种子，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孕育，待时机成熟之时，自会迎来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一天，最终结出硕果。
从本书的命名当中，不难看出几位小主人公亲身体验的最终结果——在与红军战士的多次亲密接触之后，他们的心底先前的疑惑与忧虑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盏盏被红军亲民言行点亮的“小灯”，就像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虽看上去不似艳阳般光芒夺目，但却能在暗夜赶路的行人最需要时，为他们指出前进的方向，闪烁的微弱星光足以点燃心中的希望。
当然，说“星星”一语双关亦无不可——它既指代璀璨星光，也暗示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北京老舍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