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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视界频道
正在做抗日演讲的郭沫若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37年7月27日清晨，一艘由日本驶来的邮轮进入东海，一位中年学者站在甲板上向祖国眺望，神情凝重，若有所思。很快有人认出了他，并热情地向他打招呼：“郭沫若先生回国了！”
郭沫若回国的消息立刻登上了国内报纸和杂志的重要版面。在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随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深情朗诵了他创作的《归国杂吟》，表明他回国抗战的坚定决心：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此后，郭沫若全力投身抗日洪流中，以文化的方式从事抗日救国运动。他与夏衍、阿英等人办起了《救亡日报》，刊发大量评论、杂感、诗歌、战地报道等，深受社会各界欢迎。
郭沫若归国不久，他的组织关系就恢复了。他向周恩来提出要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痛痛快快地参加抗日工作。周恩来从抗战大局出发，请他还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开展工作。郭沫若听从组织安排，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比公开党员身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主管抗日宣传工作，郭沫若被任命为厅长。
起初，郭沫若不愿担任第三厅厅长，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为此，周恩来向郭沫若说明了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并表示，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一边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边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下，郭沫若走马上任，胡愈之、田汉、范寿康、洪深、张志让、杜国庠、徐悲鸿、冼星海、马彦祥、冯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汇集于此，因此第三厅被称作“名流内阁”。时任第三厅的负责人中，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杜国庠、阳翰笙等人都是中共党员。迫于当时情况，郭沫若由周恩来单线领导，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活动。
第三厅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规模盛大的抗战宣传活动——“扩大宣传周”。周恩来和郭沫若希望以此为契机在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第一天是开幕大会和文字宣传日，接着是口头宣传日、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和电影日，最后一天举行大游行。整个宣传周搞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文化人士的特长。
七七事变一周年时，第三厅组织了一次“全民献金”活动。在武汉三镇搭建了5座固定的献金台和3座流动的献金台。人们捐献热情高涨，原定3天的活动，又延长了2天。活动收到的现金和物品折价成的现金，总计超过了法币一百万元，体现了社会各界同仇敌忾的民意民心。在第三厅的组织下，所有献金款项全部用于购买前线急需药品、医疗器械、战地慰劳用品等。
第三厅下属的若干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慰劳演出，为前线将士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政治部，蒋介石强令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在全厅大会上坚决反对：“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会后愤然辞职，第三厅的进步人士也纷纷递交辞呈。周恩来直接告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第三厅的这批文化人在社会上都是有名望的无党派人士，他们为抗战而来，你们不要，我们要。请你给安排车辆，我们请他们到延安去。蒋介石知道后，立即表示，国难当头，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都不要离开。可以另外成立一个机构，譬如叫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郭先生主持。
1940年11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原来在第三厅的进步文化人士多数继续参加了文工会，委员会下设国际问题研究、文艺研究、敌情研究3个组。由于文工会不是政府行政机构，因此不再具有行政权力，国民党限定它只能进行学术文化活动。文工会的成员是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及各门艺术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大家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开展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公开演讲。1941年11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工会还策划了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活动，以此突破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文化封锁。在文工会的这段时期，郭沫若创作了《屈原》《虎符》等6部历史剧，完成了著名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以及学术著作《青铜时代》《十批判书》。
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第三厅和后来组建的文工会，坚持了既与国民党合作，又保持相对独立的方针，成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包括国民党员和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机构，成为文化抗战的中坚力量。
（作者：刘曦光，系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