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言说与诗性探索的交互：论周大新小说的生态诗学

摘要：周大新是一位有着强烈生态关怀意识的作家。他善于把一以贯之的生态情愫融入特定时段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热点中进行综合考量，显现了极强的直面现实的“在场”精神。他在生态言说中注重自我“真性情”的发挥，生态精神和悲剧意识、存在体验错综交织，生态主题背后呈现了人性、历史、文化，甚至哲学的丰富意蕴。这使他的生态诗学呈现出共情、担当与超越的特点，摆脱了部分生态小说存在的“有生态无小说”的窘境。

关键词：周大新；生态诗学；悲感；共情；担当

作为军旅作家的周大新具有领时代风气之先，用文学思考、表现时代思潮和重大问题的创作意识与能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纠结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他的小说中频频出现，清晰展现了时代的焦点与走向。这种贴合社会变革的想象性表达容易滑入问题小说的窠臼，但周大新的生态书写却丰富隽永、朴厚深远。他的生态诗学，一端执着于国家民族与社会时代，一端指向本己体验、生命安放与诗艺探索，既叙写生态这一时代主题，又托显出情感丰富、思想深邃饱满的创作主体形象，并因创作主体“人”的真切而使读者获得对生态问题的亲切体认。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致力于对周大新小说的乡土情怀、女性形象、浪漫精神、现实主义叙写等元素的探析，少数几篇涉及其生态言说的论文，研究视域相对狭小，基本囿于某一部作品，从精神生态或文化生态的单一视角进行解读，无法从整体上呈现其创作的生态精神。周大新的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情愫并自成特色。从整体上阐释周大新的生态诗学，不仅可以丰富、推进对作家的研究，窥察当代文学生态书写之一斑，而且可以对当下的生态写作提供启示，即对时代重大主题的关怀担当与个体生命意志的诗性表达、诗艺创新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互为补益，共同把创作推至相当的高度。当然，其难度、限度及可能的缺憾，也值得深思。

时代在场与生态叙写的互动

周大新有着强烈的生态关怀意识。不似某些生态小说的静态观照和封闭言说，周大新把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融入当时的社会变革和热点之中，显现了极强的直面现实的在场精神。这些反映社会进程的作品也因贯穿着生态思索而别具情怀，不易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所湮没。其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是在中国城镇化全面铺开的背景下诞生的。21世纪初，他敏锐地感知到城市化战略将强力推进，刚完成都市题材长篇小说《21大厦》，就立刻将创作视域转向乡土，这或许展现了作家表现当代中国发展整体图景的史诗意识。中国的农村该向哪里走？“中国是个地广人多的大国，再怎么城市化也不可能没有农村，倘是有一天真的没有了农村，大批农地被荒弃，田园风光被破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1周大新对乡村社会在变革中可能遭遇挑战的理性分析取代了肤浅的乐观情绪，并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指陈出来。在深入研究西方城市化历史和我国某些城市化先行地域的经验后，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经济腾飞是一条好路。那么，“如何富起来……如何搞好乡间的环境保护”2就成为乡村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周大新先后创作了《乡村的未来》《再爱田园》等一系列散文，以抒情而又不乏理性的文字表达了相关思考。

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即就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而论，其文学创作行为当然不可能只是纯粹的不及人、不及社会的虚构与想象，但也绝不是时代社会背景之简单的反映和被动的反应，而是他们对其身内与身外种种问题的发之自觉的应对、有所企图的行为、预谋了效果的活动——当然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3。对于像周大新这样不安于独语，执着与现实对话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他将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生态建设这一问题较为成熟的思考纳入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的文学构想中。这部小说大概写于2003—2005年，这个时段前后发生了松花江严重污染、村民因环境污染罹患不治之症、矿难频发等诸多生态事故，且空气污染令民众苦不堪言，这与我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大幅提升产生了极大反差。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周大新思考的是经济发展是否能持续，技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又造成多大伤害，以人们的美好生活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是否值得，环境恶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心和人性……为了更好地把握问题症结，揭示乡土生活本质，周大新专程回到故乡南阳，沿丹江口水库，即作品中的丹湖湖岸，实地考察走访。一番忧思、一番辛劳，《湖光山色》于2006年初面世。这是一部直击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如何协调共赢，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为人类保留一份田园风光等时代热点问题的作品，饱含着作家的生态思考与人文关怀。优美质朴的语言和对人性人心的诗意描写是《湖光山色》的亮点。2008年，小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是对作家创作实力的肯定。《湖光山色》还被改编成24集电视剧，在央视八套播出。外在的光环和荣誉，没有影响周大新的内心感觉和创作路数，他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在有了成功的作品之后，就逐渐步入“专业主义”的窠臼，呈现一种“冷漠”的美学征兆，即“‘人民的故事’不再进入书写者的视野，整个世界‘内化’或者说‘缩小’为个人的情感生活”4。对周大新而言，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茅盾文学奖”鼓励作家书写中国命运、触摸时代脉搏的导向极大地影响了他此后的创作，他由倾心历史题材转向关注现实生活，开启了更具时代感和知性美的社会追问与人生探询。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一大批腐败官员相继落马。其实，2009年周大新就曾初涉该领域，创作了小说《预警》。事后看，这是名副其实的“预警”。3年后，军队高官谷俊山落马，其品行之恶劣引发了作家的极大忧虑，加之感觉创作这类题材的外部环境已成熟，于是创作了直面反腐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和系列散文杂感《一些忧虑》《作家应该关注和表现权力这个东西》《丙申年（2016年）里说“贪婪”》等。这类题材很容易写成揭黑幕、暴隐私、窥规则的官场小说、权谋小说，沦为大众猎奇的读物。但《曲终人在》是严肃文学，周大新说：“我想通过这部书，把我的忧虑写出来，把我的忧虑传达给我的读者，让他们也生出一点忧虑来，从而都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操一点心。”5主人公欧阳万彤是清河省原省长、省委副书记，作家通过这一人物传达了自己对理想政治生态的期待。在作家心目中，其时官员为政最应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治理环境污染，回归生态平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欧阳万彤施政的重要举措。为此，他与贪婪的人性、疯狂的欲望、放纵的权力作战，一个清廉为政、一心为民的官员形象因此被烘托出来。捍卫生态环境的斗争是作品的重要内容。其中，潜龙河沿岸水土治污问题与权钱交易、GDP达标、上级威逼相纠缠，最为复杂。海富矿业集团动用层层关系网，对欧阳万彤利诱不成，又以关闭矿场省政府将丢掉政绩相威逼。对此，欧阳万彤挡住重重阻力，义正词严：“想想那些得癌症的人和发育不正常的婴儿吧……我不要这政绩，你也别要那么多钱了，钱挣多少是个够？立马给我停产！什么时候安装好了治污设备，再开业……”6欧阳万彤祈盼社会发展与生态平衡和谐统一，人受惠于自然也施惠于自然，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潜龙河沿岸水土治污难在于其与权力干预的纠缠，这也成为欧阳万彤深感无力，愧对百姓，决意辞职的一个原因。由于过于操切地想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和见解，作家对欧阳万彤形象的塑造有些理念化的痕迹，人物发表政见的长篇大论过于直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本的鲜活，但却较好地彰显了一位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责任感和社会担当。

时代不断向前，周大新始终在场。他敏锐观察，勤于思悟，善于把一以贯之的生态情愫，融汇于先后出现的社会问题之中，予以迅疾表现。最近十余年，人口老龄化加剧，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周大新以此为主题，2017年创作了我国首部全面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小说通过家庭陪护员钟笑漾讲述的故事，细腻呈现了老境降临之后人所面临的诸种社会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理情感问题。多种问题错综交织，最终竟然直指喧嚣时代背后的生态隐痛。主人公萧成杉越近老境越感生命珍贵，不惜支付重金，买假药、练假功、做假操，所有办法均告无效之后，萧成杉赴伏牛山深处的长寿村考察，方得出结论：未污染的土地、空气和水，当年收获的新粮食和山珍，山里的泉水，山麻布衣服，用原木做墙的房子，一切都从大自然中来，才是人长寿的原因。长寿村人在与自然和谐的依寓关系中获得自然的恩惠，因而长寿；都市人制造了繁华，却失去自然的庇护，以致老无所依。这是作家从生态的视角对老年化问题的深刻思考。

生态言说中的悲剧情怀与独立自我

对于正在发生或刚刚过去的社会事件的文学书写，不但考验着周大新对问题的认识能力，也挑战着他的艺术感受力和把握力。以当下某些表现生态问题的小说而论，由于距离时代太近，极易受问题意识的制导，放空个体经验，认识价值代替了情感和形象的审美转换，沦为传达生态主题的单薄文本。幸运的是，周大新创作中“真性情”的发挥使他较好地避免了陷入这种功利化的泥淖，作品中的生态精神和作家的悲剧意识、存在体验错综交织，生态主题背后呈现了人性、历史、文化，甚至哲学的丰厚意蕴。

作家在诸多文本中反复言说人生之悲苦，命运之神秘难测，甚至有散文直接以《没有文学，我会活得更苦》为题，节制的文字背后，人生的苦楚了然于目。“我知道灾难每隔一段总要找上一个人的门，我也知道它早晚还会找上我……我恳求它的只是，看在我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的分上，看在我半生坎坷的分上，不要给我太重的打击”7。这段文字足见一位饱经风霜的跋涉者战战兢兢地走着命运的钢丝绳，心头似压着忧患余生的沉重负担。这种人生悲苦成为一种范式性的经验，左右着周大新的艺术感知和表现。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的故事总以悲剧结局，指向生命的艰难？他回答说，在生活层面上，看到的人生不如意多、伤痛多、惨剧多；在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人生本身就不是一场喜剧，人出生后不断地劳累辛苦，竟然是向虚无向黑暗向坟墓迈步，上帝用一点点快乐和幸福，逗引着人向前艰难迈步，直至死，这不是悲剧？”8人生难以完满的残缺感决定了作家叙事的悲剧性姿态。《湖光山色》中，善良能干的暖暖为实现村里经济发展和生态和谐的统一不计私利地努力，不料曾恩爱有加的丈夫人性变异，暴露出丑陋的原色，对她拳脚相加，夫妻情感破裂；《曲终人在》中，欧阳万彤有正气、有魄力、有担当，但在权力的潜波暗流中却时常感到危机四伏，志向难伸，最后英年早逝。2020年写就的长篇小说《洛城花落》中，一对幸福甜蜜、人人称羡的夫妻反目成仇，竟是因为在一次旅游中，丈夫救助一对惨遭车祸的男女，却不料对方是艾滋病患者，丈夫不慎感染病毒，为不传染妻儿，丈夫隐瞒实情，在外积极治疗，在家冷对妻儿。不明就里的妻子不堪冷暴力，决意离婚，把丈夫告上法庭。最后丈夫留下遗书说明真相后不知所踪。偶然事件摧毁人类脆弱的幸福，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扑面而来。

周大新这种对人生的悲剧认知或许来自其内外两种创伤性体验。外在而言，周大新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上过战场的当代作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作为战士兼记者奔赴前线，亲历生死。战后，仿佛从另一世界归来，他来到烈士陵园祭拜，一大片密集整齐的烈士墓碑令他无比震撼，“突然想起后方各大城市公园里那些如织的游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在云南的这个地方躺着如此多的年轻人，而正是这些年轻人的牺牲，换来了他们惬意游园的日子”9。他目睹战争的残酷，见证军人的忠诚，以及前后方生命存在状态的迥异，这一切对于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赋予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意识，使他能够始终以求真的自律关注社会与时代问题；二是赋予他浓厚的悲剧气质和神秘的命运感怀。作家内在所遭遇的身心创痛，最刻骨铭心的恐怕是儿子的英年早逝。从纪念儿子的长篇小说《安魂》开始，萦绕于周大新作品的悲剧气息愈加浓厚，挥之难去。

作家在自叙性的文字中反复言说生命之苦，但也坦然承认苦难于他创作的独特风格、于他深刻的生态感怀所具有的价值。他说：“我这大半生经历的苦难太多，活得非常累……但苦难让我对人生、对社会、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10。他曾强烈地渴望以死亡为题材进行创作。在聚焦人之老境与死亡的小说《天黑得很慢》中，“人的寿命极限究竟有多长”是作家悬置其中又试图用审美思维求解的难题。作品最揪人心弦的是对退休法官萧成杉无法抗拒地一步步走向老境的细腻描述。生理上经历脱发、心脑血管疾病、心肌梗死、脑出血、偏瘫、失聪、失明、老年痴呆的过程，心理上由不服老到承认衰老但试图抗拒朽迈，最后意识渐失，麻木地等待死亡。为了延寿，从高科技产品到所谓的民间秘方，他无不接纳，但均告失败。虽然作品中穿插了诸多最新科技进展和展望未来文明的消息，似对以科技助人长生仍抱希望，但这其实是一种揶揄的手法，表达了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洞悉。自然给人提供了生存的契机，可又成为束缚人的最大枷锁。人似乎生而自由，却总是试图超越自然的规定。周大新深刻意识到人的自由追求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悲剧感油然而生。

有学者认为，周大新的作品“是一个态度分明的世界”11。其实，文本表面的态度分明并不意味着作家掩藏在话语流之下的真实情感经验就没有纠结、苦恼，这种迷茫的情思反而强化了作品的思考本性和情感张力。中篇小说《步出密林》写的是人与猴之间纠结、较量、和解的故事。小说情节并不曲折，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作家从生态视角出发观照民间“耍猴”这一技艺的合法性，以及由此表现的生态精神与文化传承两者难以协调的困惑与悲哀。民间“耍猴”有着上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最负盛名的地方有二，一是河南南阳市新野县，二是安徽阜阳市利辛县。周大新自小就目睹家乡猴戏的兴盛，在热闹的表演中，他感到的不是欢悦而是悲哀。在散文《我们来自密林》中，他写到，“玩儿猴”的“悲哀是双重的，猴的悲哀和人的悲哀。猴和人的祖先血缘相近，如今竟被人玩儿；人比猴智力高出百倍，却要靠猴来挣吃食”12。可“耍猴”是流传久远的民间表演艺术，为此，他陷入两难：保留“耍猴”，是对生态精神的背离；取消这一技艺，又是对民俗文化的抛弃。周大新痴迷传统文化，他认为作家要“在文化传承方面有贡献”13。他的作品对民间制作香油、制作银饰、烙画工艺、南阳汉画像砖等民俗文化均有精湛描写。但在小说《步出密林》中，作家安排沙高最终放弃耍猴，沙高一家回到家乡小镇开磨坊。猴与人都回归家园，反映了作家富含生态情怀的价值判断。因对动物主体性的尊重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引起较大轰动，后被改编为电影《人猴大裂变》。然而，新野猴戏2008年1月成为南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5月成为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现实生活的矛盾是多么的复杂。就“耍猴”这一民间技艺而言，在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之间，作家选择了后者，他内心该有怎样的为难和挣扎，又体现了怎样独具民族特色和悲剧美感的生态精神。

的确，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是人类追求的完美境界，但作家清晰地看到，人的固有局限性，使人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往往遭遇矛盾纠结，以至难以逾越的困境。生活的磨难使周大新对天地怀有敬畏之感，能严肃诚恳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为意气之论。他在创作中既表现了人与自然相爱相杀的悲怆，又呈现人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个人的孤独、痛苦，对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以及人性在这一历程中展现的高贵与力量。这种个性化的表达使作品获得了切己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共情、担当与超越：生态家园构建的努力

费尔巴哈说：“只有具有丰富的惨痛经验的实体才是神圣的实体”14。人生不幸让周大新深悟众生苦难，他积郁于心却未放逐自我，而是以己观物，体会生命真相，发展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宇宙万物的同情。这是一种极具命运感的生态关怀诗学。这种生态关怀诗学的核心是共情、担当与超越，不仅关怀自身，也感同身受，关怀自我之外的一切生命之悲苦与困境；不仅关怀生命的当下日常，也超越性地关怀其前途与未来安放。在周大新的作品中，鲜明地呈现了为受难的生命寻找家园的艰难历程。

《湖光山色》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失去家园又重建家园的文本。商人薛传薪以狂热的攫取劲头，强占村民责任田和房舍，修建高档山庄，增加“有色”服务，侵夺了村民的物质家园，扰乱了他们纯净的精神生态。楚暖暖通过建设楚味一条街为村民找回了家园。街上布满了楚地景观，店铺里的男女穿戴楚时服饰，村民充分利用大自然的馈赠，开鱼宴馆、卖莲子粥、办采摘园……楚王庄的村民终于走上了顺应自然、发展乡村旅游之路。特别是谭老伯对楚王庄一段残留的楚长城的发掘与研判又为楚王庄人寻找到了存在之根与精神家园。村人依寓于古城墙，感怀历史、感恩先祖，实现了民族情感的复苏，自我身份得以确认，灵魂有了安顿。重建后的楚王庄融文化、历史、民俗、商业于一体，不再淹没于众多村庄中，而成了独特的“这一个”，既铭刻着祖辈的劳绩，又承载着亲情、友情和记忆。作家理想家园构建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楚王庄的百姓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家园，这种“好地方”是作家众多作品中少有的存在。作家认同《湖光山色》的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我觉得人活一世很不容易……我更愿意读者读了我的作品，能从中感觉到一点温暖，能觉得人活在世上还有点意思”15。这样的言说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少有的结局圆满之作底色仍是不散的悲感和忧戚。

周大新《安魂》中的美好家园并非存于现实，而是理想的天国。这部长篇小说是作家在孩子病逝三周年之际，以殉道的悲剧精神，直面内心的伤痛，写下的泣血之作。作品前半部分是对孩子在世时的回忆，尤其是对其与病魔搏斗的痛苦历程的叙述，后半部分则天马行空，驰骋想象，描绘天国景象，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其实，对许多作家而言，解构容易，建构很难。论深挖细描人性人心的黑暗扭曲、社会问题的尖锐难解，许多作家是高手。可要解决这些问题、达成理想境界，却往往力不从心。周大新的创作体现了其对建构的持续努力。《安魂》中人的魂灵从尘世抵达天国最美境界享域，必须先经过涤域和学域，使灵魂回归纯净。享域最突出的特征是生态：居所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的灵魂与所有生物和谐相处，放弃科技至上与工具理性，物质欲、权力欲、性欲都被洗涤，天地回归原初状态。在这种存在观中，物我浑融无间，一视同仁。浓重的弥合苦难的宗教情感底色上，是作家发出的“世界不应如此”的判断和“世界应该如此”的想象。周大新对新天新地理想美的构筑源于丧子之痛的宣泄和抚慰，又处处闪现着对现世难以实现的理想之自由畅想，字里行间痛苦与热望同在，呈现了作家长久以来郁积于心的存在感怀和生态情愫。“我受难，所以我存在”，周大新对理想家园的建构切入了生与死的思考，有着淡淡的哲理意味，呈现严肃与沉重的特质。它永久记载着一位父亲对孩子痛彻心扉的想念和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超越苦难与人类有限性的努力。

“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6。周大新对人生的悲剧感知并不等同于虚无与绝望，他要人们充分意识到人的内在能力与外在束缚，既顺应自然的必然规律，又强化人的主体行动，用爱的力量超越自然与生命的限制，凸显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洛城花落》中，这种爱的力量表现为男女两性的爱情。作家压抑不住对爱的渴望，借人物之口呼唤：“我们不是为恨而生，我们是为爱而活！尽管有很多人在质疑爱情，但有更多的人在追求爱情。”17这种推崇担当与关怀的诗学主张在《天黑得很慢》中表现为对于超越血缘的爱之颂扬。陪护员钟笑漾对萧成杉不离不弃，悉心照料，用爱陪伴他走向生命的暮境。她对萧成杉的关爱最初是利益驱使，后是对弱者的同情，最终升华为母性的神圣，令人肃然起敬。钟笑漾的爱成为萧成杉的精神家园，呈现了人性的伟大与爱的力量，将读者引向庄重崇高的境界。这正表现了作家创作的旨归，通过作品呼唤人们心中的“非本能的爱意”18，让读者认识到：“人活着的最大动力和最后目标是爱和被爱”19。

创新的执念与开放的视野

周大新的创作以爱为圭臬，以生态精神为内蕴，在时代责任感与个体生命的细微关怀间游走。批判立场和思想力的明晰表达是他创作的特点。这虽然使文学话语参与现实变革成为可能，但也极易偏其一端，导致作品艺术追求和形式创新的薄弱。但周大新对艺术形式有自觉的追求，他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是折磨作家的两个问题，尤其是怎么写，折磨我更多些”20。为了解决怎么写的问题，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伊塔洛·卡尔维诺、迈克尔·坎宁安、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外国作家在叙述角度、结构、节奏、心理描写等方面对他有很大启发。他有意识地突破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在叙述技法的变革上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曲终人在》使用采访体，《安魂》使用对话体，《天黑得很慢》使用“拟纪实”，《湖光山色》用五行“金木水火土”结构全篇，《银饰》用地支“戌亥子丑寅卯”来记事……每部作品在形式上都不与上部重复，这是作家对自己的要求。

若说形式上的创新保证了他创作的艺术高度和生态理念的审美转换，那么，讲好故事的努力则增加了阅读趣味，实现了作品的生态表达与普通读者的对接。其对故事悬念、关节的巧妙设计更多来自中国传统小说、民间说唱文学的滋养。加之他的语言极富“生态”特征，自然平和、端庄秀美，即使写丑陋、黑暗也不尽其极，仍保留几分含蓄诗性，被赞誉为“东方文字”，自带鲜明的“中国风格与气派”。21因他的作品故事性强，又具画面感，极受影视剧编导的青睐。他有4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5部被改编为电视剧，4部被改编为戏曲和广播剧，打破了文坛上严肃文学等同于精英文学，只能置诸高阁，供专业人士研究的向例。

周大新的作品以考究的叙事结构为衣，内里是好看的故事，核心却是对所有生命体的关爱。他的作品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作家反复谈到自己对创新的要求：“其一，寻找别人没有留意过的题材领域；其二，尽量不用自己前一部作品的叙述角度；其三，所写的人物是别人和自己没有写过的”22。可见，正是作家创新的执念赋予了作品丰富的题材、多变考究的结构形式和独异的审美发现，而这也正是作家写作激情、读者阅读热忱的来源，以及作品诗性特质的泉源。

当然，周大新的创作并非尽善尽美。在表达生态关怀这样一个时代主题时，因恰逢现在进行时，作家怀抱干预现实的热切期望，难免出现说理大于艺术想象的不足。连作家自己都意识到：“我前期的作品确实有直白的情况，给人的东西比较清楚，读者可能马上就会感悟、把握。现在，我愿意给人相对混沌的感觉，让读者自己从中去琢磨去发现”23。但这又容易造成刻意为文之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作家通过创作提出问题，又执着于在文本中解决问题，这未免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作家对艺术是有自觉追求的，但有时外在叙述手法的变化并没有和内里思想意蕴的表达融合无间。强烈的悲剧意识为生态写作加了分，从形而上的高度探究生死以关怀生命的主观意图也使文本不时闪现着哲理情思，但由于更多的是依靠其个体生命体验和领悟，因此，诗意的生命感怀大于深邃的哲学思索。这些，对于周大新本人，对于当前的生态写作，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系2024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河南现当代小说生态书写及经验研究”（编号：2024-JCZD-07）、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现代抒情小说研究”（编号：2024-ZZJH-388）的阶段性成果]

1 周大新：《湖光山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2 周大新：《血缘宗亲关系是一种黏合剂》，《呼唤爱意》，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227页。

3 解志熙：《相濡以沫在战时——现代文学互动行为及其意义例释》，《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

4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5 周大新：《一些忧虑》，《呼唤爱意》，第94页。

6 周大新：《曲终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7 周大新：《癸酉年自白》，《长在中原十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

8 周大新：《答〈百家评论〉高方方问》，《你能拒绝诱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4页。

9 周大新：《当兵上战场》，《长在中原十八年》，第254页。

10 周大新：《下笔要有悲悯之心》，《你能拒绝诱惑》，第325—326页。

11 周大新：《少忆痛苦才能活下去》，《呼唤爱意》，第212页。